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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从何而来 民间借贷历史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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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民间借贷历史悠久,在我国至少有三千年的历史。上下几千年,读史有学问,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民间借贷发展的漫长历史。


  早在春秋的时候民间借贷就已经产生并发展,借贷形式多为实物(如谷物)借贷。在西周之前,民间借贷很可能是不收取利息的,完全以信用为借贷之基础。到西周时期,有息借贷已经产生,但还不普遍,仍居次要地位。在这一时期的后期,高利贷开始出现。据《管子》中记载,春秋时期齐国西部谷物借贷的半年利率甚至高达100%,而在利息率最低的北方借贷利率也达到20%。


  战国时期,放款取息已非常普遍,民间借贷进一步发展。公元前300年,孟尝君在自己的封邑薛地放债取息,作为奉养三千门客的财源。有一年,薛地歉收,很多人没交利息,他派人催收,仍“得息钱十万”,可见放债的规模已经相当大。


  秦汉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借贷行为特别是高利贷活动变得更加活跃。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商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商业经营活动的范围逐渐扩大,商人开始活跃于流通领域。一边是因商业周转等需要催生大量的借方;一边是富商巨贾成为资金的供给方,结果必然是民间借贷的盛行。而一旦资金供不敷需,高额利息势所难免,高利贷也随之变得普遍。这一期间,民间借贷逐渐发展为以货币借贷为主,借贷范围广泛,借贷数额亦很可观。


  到了南北朝时期,借贷活动的参与者又增加了上层贵族以及官僚人员,他们作为出借方普遍涉足借贷活动特别是高利贷形式。并且在这一时期,佛教普遍盛行,寺庙和僧众大多经济实力雄厚、拥有大量土地与财富,他们往往也“出贷私财”,赚取利息,加入民间借贷活动的行列。


  唐朝作为一个强盛的王朝,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都很发达。随着商业的繁荣,都城长安的西市形成了中国最早的金融市场。西市面积约1平方公里,遍布各种店铺和作坊,其中借贷机构提供各种借贷服务,有提供抵押借贷的质库,有提供普通借贷的公廊,有收受存款或提供保管便利的柜坊和各种商店。现代的借贷业务形式,在当时都已经产生。


  在唐朝放款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信用放款和抵押放款。所谓信用放款就是南北朝时开始的举贷,至于抵押放款最常见的则是当铺,唐朝时被称为质库。唐代对于借贷活动的利率有所限制,虽然允许上下浮动,但对于复利始终是禁止的。


  敦煌、吐鲁番等地曾出土唐朝大批借贷契据的文书,忠实地展现了古代民间借贷的原貌。唐朝的银钱有息借贷的标准契约当数《唐乾封三年(公元688年)张善举钱契》。这一契约的核心部分是“举取银钱贰拾文,月别生利银钱贰文”,意思是,月利率为10%,即年利率为120%。同时契约中还规定:“到月满张即须送利。”众所周知,每月送利和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其实际收益是有差别的,且这种差率随借贷额高低而相应浮动。


  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宋代不但是官营借贷较为发达的时期,同时更是中国古代民间借贷关系获得空前发展的重要时期,如宋哲宗元裕五年(1090)时,浙西“春夏之交,雨水调匀,浙人喜于岁丰,家家典卖,举债出息,以事田作,车水筑牙,高下殆遍,计本已重,指日待熟。全书第又如宋神宗之时“苏、湖水,民艰食,县戒强豪民发粟以振。”时任两浙转运史的沈立亚命还之,而劝使自称贷,须岁稳,官为责偿。乾道二年(1166)“二月三日两浙路转运判官姜言:浙西州县灾伤,民户闲食,乞下谕州军府官守臣疾速描画,其闲食民户量行贩济,劝谕田主豪右之家,借贷种粮。”获从食货。从中可以看到,宋代地方政府在灾荒之年,采取的是大力鼓励民间私人放贷来帮助小农渡过难关的举措,而不是自己进行放贷。


  又如熙宁三年(1070)三月,韩琦上书曰:西川四路乡村,民多大姓,有客户动是三、五百家,自来衣食贷借,仰以为生,今若差官置司,更以青苗钱与之,则客于主户处从来借贷既不可免,又须出此一重官中利息。可见在西川广大乡村地区,民间借贷已经十分普遍。王安石行青苗法,试图达到“昔之贫者举息之于豪民,今之贫者举息之于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之目的,即试图以官方借贷重新取代民间借贷,最后却以失败告终。


  元代高利贷资本更加发达,这一时期借贷利率之高在整个中国古代都很突出,以往的朝代大部分情况下年利率保持在30%-50%之间,达到100%的所谓“年利倍称”,基本上是一般高利贷的极限了,而这个水平在元代则比较普遍。元代还有一种“羊羔利”,因其约定在羊产羔时本利对收而得名。赵翼《水车十百戽田水入河》诗中写道:“绝似贫人还宿债,羊羔利较本钱多。”农民一旦借了这种高利贷,无不“破家散族”。元太宗时期针对过高利率造成的严重问题,曾经规定由国家代偿一部分因支付赋税而借的高贷款,但是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明清时期为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初步发展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民间借贷有了更大的发展并活跃于广大城乡地区,由规模可观的民间金融机构经营民间借贷成为普遍现象,对当时的经济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万历五年(1577),庞尚鹏奏准设立钱铺,是为钱铺法定之始,以市镇中殷实户充任,随其资金多寡,向官府买进制钱,以通交易,明末,钱庄已成为一种独立经营的金融组织,不仅经营兑换,还办放款,原来在两地联号汇兑的会票,也成为钱庄发行有钞票性质的信用流通工具。此外,若干小规模的兑钱铺、钱米铺等,在农村相当活跃。


  到了清初四朝时钱庄业务愈加活跃,除包揽兑换外,还大做存放汇和保管保证等业务,并发行钱票和其他票券,成为该时期的主要金融机构,操纵兑换和银行大权,各地先后出现了钱庄的行会组织。清代民间借贷的形式更加复杂多样,不仅有普通商人和地主富农放贷,还有旗人、灶户、外国商人放贷,民间借贷组织发展也很快,以同乡会馆与合会为主的信用合作团体放贷、以票号及钱庄的金融业放贷、典当行业的放贷发展都非常迅速。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兴盛于清朝。


  该时期不仅借贷主体众多,关系复杂,私人贷款合约利率也因时间及借贷主体的不同而多样化,并呈逐渐下降趋势。但这只是出现在现代商业信贷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内陆的利率一直保持在高位,如农村的分期付款贷款利率经常为60%,与较低的开放口岸利率形成鲜明对比。借贷形式更加多样,担保信用贷款、预抵押贷款等贷款形式相继产生。明清时代规定的标准一般为月息三分,法律对规定范围内的借贷行为予以承认和保护,超过的予以制裁,如《大明律》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以余利计赃,重者坐赃论。”


  可以说,中国古代历史上政府对于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者大都有或多或少的管制,但是态度还是很宽容的,因为它的存在有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民间借贷在古代能够得到相对平稳的存续和发展,我认为还有一个维系它的因素,就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因为最有力的约束是自我约束,所以当今社会,大到治国安邦,小到百姓经济往来和日常生活,德法并重才是根本。